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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,浅谈古代统治者为何会重视“慎刑”思想

有国家就会有法律,有法律就会有刑罚。从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来看,我国的法律制度经历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变,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儒家“慎刑”思想对我国封建法律的影响。

周公

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“慎刑”思想的是西周时期的周公,他总结了夏朝和商朝灭亡的历史教训,认为君主要做到“克明德慎罚”。到了春秋时期,孔子进一步发扬了周公的“慎刑”思想,他提出: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。导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在孔子看来,只是用法律治理国家,用残酷的刑罚威慑百姓,只会让百姓丧失廉耻之心。只有用礼仪和道德去教导百姓,才会让百姓以犯罪为耻。

汉代继承了孔子的思想,董仲舒以阴阳五行理论进一步解释了何为“慎刑”思想。董仲舒认为统治者要想治理一个国家,就必须遵循天地运转的道理,治理国家以德礼教化为主,刑罚惩戒为辅。先用礼法教育百姓,之后再用刑罚惩戒不法分子,用礼和法结合的原则,让普通百姓主动自觉地遵守法律,使百姓“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”,从而达到减少犯罪,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。

自西汉之后,“慎刑”思想逐渐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王朝法律的指导思想。在唐代的《唐律疏议》中指出:“德礼为政教之本,刑罚为政教之用,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也。”这里明确了“慎刑”思想在我国古代法律和治国方略中的重要地位,此后逐渐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。

“慎刑”思想要求统治者体恤民情,其在法律上的体现就是“慎罚”,同时要求统治者重视普通百姓的地位与作用,通过道德教化,达到预防犯罪,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。

孔子从五刑的转变,看儒家的“慎刑”思想

说起我国法律的起源,一直都有“刑起于兵”的说法。“大刑用甲兵,其次用斧钺;中刑用刀锯;其次用钻凿;薄刑用鞭扑。”从这里也可以看出,在古人心中,刑罚是一种可怕的东西,每当人们谈到“用刑”的时候,联想到的都是一些血腥恐怖的东西。

以我国古代的五刑为例,其中只有“大辟”为死刑,墨、劓、刖、宫都是肉刑。肉刑以“断肢体,刻肌肤”为主要特征,在春秋战国时期十分常见,这种酷刑直到汉文帝时期才开始逐步废除,但这类肉刑还是偶有发生,比如司马迁就被汉武帝处以宫刑。

自西汉以后,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社会主流,而“慎刑”思想也开始体现出来。不过这一过渡时间相当漫长,一直到隋朝颁布《开皇律》, 在法律上正式确定了答、杖、徒、流、死为新的五刑,原本那些过于残酷的肉刑正式开始被废除。

到了唐太宗时期,又进一步删减酷刑,将原本用来代替死罪的“断趾法”改为“加役流”。这一改制为封建法制提供了死罪减刑的方法,而且这也是我国古代刑罚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。

虽然历代王朝一直都有法外用刑的现象出现,肉刑也一直没有真正从刑罚的视野中消失,但毕竟其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,这也表明“慎刑”思想在我国封建法律中的地位越来越高。

古代监狱从慎重死刑,看儒家的“慎刑”思想

在我国古代的传统法律文化中,“慎刑”思想让历代统治者对死刑持有一种慎重的态度。古代统治者为了减少死刑,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死刑复核复奏制度。

对于死刑的复核制度最早创始于三国魏明帝时期,当时皇帝要求如果地方官员遇到死刑案件,必须向中央奏报,但现实中却得不到严格执行。

到了北魏时期,死刑复核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。当时规定:“诸州国之大辟,皆先谳报乃施行。”这里的意思就是要求地方官员在判决死刑案件后,需要向朝廷奏报,在得到皇帝的核准后才能进行最终判决,实际就是中央收回了地方官员的死刑决定权,但此时也只是要求地方官员对死刑案件进行奏报,并没有要求复奏。

死刑复奏之制在隋朝时期正式确立,隋文帝下诏“死罪者三奏而后决”。这里第一次明确提出对于死刑案件要进行三次复奏,还要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才可执行。到了唐朝时期,又进一步完善了死刑复奏制度。唐代规定:诸决大辟罪,在京者,行决之司五复奏,在外府,刑部三复奏。

按照唐朝律法规定,要判决死刑案件,需要在行刑之日前,经过刑部的三次复奏,然后取得皇帝的最终核准,之后,仍需停满三日,以等待可能会出现的更正改判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慎重死刑,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。除此之外,唐代还制定了“加役流”,用以取代部分死刑。《唐律疏议》:加役流者,旧是死刑,武德年中改为断趾。国家惟刑是恤,恩弘博爱,以刑者不可附属,死者务欲生之,情轸向隅,恩覃祝纲,以贞观六年奉制改为加役流。

统治者慎重死刑,既是对百姓生命的重视,也是“慎刑”思想的具体体现。

审理案件从会审制度,看儒家的“慎刑”思想

会审制度也是儒家“慎刑”思想的一种体现。会审制度最早起源于西周时期,每当周天子遇到重大、疑难案件时,他需要向群臣征求意见,结合群臣给出的建议,最后才能做出裁定。

到了汉朝时期,如果遇到重大案件,通常会由廷尉、御史中丞、司隶校尉和丞相协同审理,如果遇到涉及皇亲国戚的案件,皇帝还要召集更多的朝臣共同审理。

到了唐朝时期,如果是发生在京师地区的重大案件,主要由大理寺、刑部和御史台的长官前去审理。如果是发生在地方的重大案件,不方便移送京师审理,需要由大理寺、刑部和御史台派出下属官员前去审理。

在宋朝时期,如果大理寺、刑部和御史台遇到重大案件,还需要在朝堂之上,通过群臣廷议判决。

在明朝时期,朱元璋规定,如果遇到重大案件,需要由刑部、大理寺和督察院协同审理。清朝继承了前代的会审制度,并在此基础上增设热审、秋审和朝审制度。

会审制度在各个朝代不断发展和完善,这也说明统治者对于刑事案件的重视,他们在案件的处理上力求量刑准确,不希望因为某个官员的失误,造成冤假错案的发生。

除此之外,古代统治者对老幼量刑也体现了“慎刑”思想,历朝历代都有法律规定死刑的适用范围,一般来说,只要不是谋反罪,八十岁以上的老人,十岁以下的孩童牵扯到死刑案件,都需要上报皇帝进行裁决。总结

严峻的法律有利于震慑不法之徒,但如果法律过于残酷,很可能会造成社会动荡,甚至会危及国家的统治。儒家“慎刑”思想的出现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,帮助统治者巩固封建政权,可以说“慎刑”思想已经成为我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核心部分。

文章来源:腾讯体育NBA直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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